记者 李其谚 吕晓宇 李廷祯 2012年04月26日 《财经国家周刊》

山西是传统能源大省，曾因煤而兴，也曾一度为煤所困。资源型地区的经济转型，是世界性难题；德国鲁尔经验，只可参考，却无法复制。在新一轮改革中，传统的“资源过度依赖”和“结构单一”发展模式，正在悄然转变。

山西转型的“加速度”始于2010年。这一年5月份，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袁纯清调任山西省委书记。

袁纯清刚刚履新山西，便面临严峻经济形势的考验。山西省一直是资源大省，“十五”末的2005年，GDP在全国排第十六位。然而，从2008年开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省的经济形势受到严重冲击。“2009年第一季度，山西经济增长为—8%，到年底算账，增长5.5%，在全国排最后一位。”袁纯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2009年，又因国际金融危机落到全国第二十一位，先后被广西、内蒙古、陕西、江西、天津等一些经济总量长期排在山西后面的省份超越。

作为少有的博士后书记，袁纯清非常重视调研，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自上任伊始，他便召集人大、政府、政协等几大班子省委主要部门、省直厅局负责同志，召开了多个座谈会，听取了各部门各方面对山西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第六天开始，袁纯清踏上了基层调研之旅，一鼓作气跑遍了全省11个市，走了近70个县。

“作为能源资源大省，山西不转型就没有出路，不转型就没有发展、没有和谐，也没有民生的改善。”在密集考察之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山西如何进行转型和发展？如何克服“资源诅咒”，着力打造“新山西”？近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就上述问题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专访。

资源大省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都知道，山西是能源大省、煤炭大省，多年来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你到山西后，讲得最多的是“转型”，你觉得山西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两年来山西“转型”效果如何？

袁纯清：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全国都关注的题目，更是山西人民要面对的课题。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而且这个资源，主要是煤炭资源。我讲一些数字来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到去年为止，山西生产了将近130亿吨煤炭，外调了100多亿吨，占到全国省际之间调配煤的70%。从这个意义讲，山西的煤炭支撑了国家发展的能源需求。这是一个现实。

但因为是煤炭资源大省，也带来了很多困扰，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结构的单一，造成了发展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经济容易大起大落。

为什么这样讲？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发生了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最先受到冲击的、受冲击最大的都是山西。山西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为—8%，到年底算账，在全国也是增长排在最后一位，增长5.5%。如何改变结构单一的情况，是山西科学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结构单一还带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影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造成了有煤地区和无煤地区等区域之间收入的差距，有煤的可能赚了很多钱，没有煤的就赚不到，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摆脱资源依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出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新路子。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课题。历届省委都在努力破解这个课题，我当省委书记接过接力棒后，也围绕破解这个课题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听到你一直非常重视深入基层的调研，从你到山西开始，就不断地下基层，做课题。请你讲一下是如何系统化推进调查研究的？

袁纯清：我到山西不久，提出了19个有关推动山西发展转型、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课题，包括省长、副省长、常委在内，每人领一个课题，展开调研，调查了三个月时间，形成一个调研报告，后来我们围绕调查结果开了3天的研讨会，每个人都交流发言，包括我在内，比如我领题城镇化的调研，从提纲到座谈、到征求意见，我都亲自参与，在报告中提出了“一核一圈三群”的城镇发展规划。通过这次大调研，基本上就把山西科学发展的思路就廓清了。

《财经国家周刊》：那这些实地的调研对山西会有哪些影响？

袁纯清：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最终归结到山西怎么发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煤为基，多元发展”。

具体来说，“以煤为基”就是山西发展离不开煤炭，煤是山西最大的优势，我们不能丢了优势找优势；但只强调煤炭，还是摆脱不了资源的困扰，所以我们还得讲“多元发展”。

“多元发展”首先是指煤本身要多元，第一是煤自身可延长产业链，比如煤可变电，电又成为一种优势，可发展其他的产业；再者，围绕煤本身，煤还可变为一种原料，比如煤变油；煤还会变为资本，利用资本又可变为其他产业。在此基础上，加快壮大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合理化、高级化拓展。

这是按照以煤为基的思路，是以循环经济作为基本路径。讲点个案，比如说，过去山西一个很大的优势是焦炭，潜在焦炭产能1.2亿吨，全国最大，焦炭过去最大的用处就是炼钢，它的副产品焦炉煤气就扔掉了。其实这个气很有用，焦炉煤气含有大量的氢气和甲醇。现在我们发展思路就变了，焦炉煤气可以制造甲醇，山西1亿吨的炼焦产能可以产生一千万吨甲醇，350万吨氢气。还有焦油，过去焦油就给别人了，现在焦油加工可以变为轻质柴油。顺着这个思路做下来，就会形成新的产业，而且效益是几何级数增长。

《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提出要把山西建设成“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山西在这方面有哪些优势？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袁纯清：制造业在山西有一定的基础，也具备很大的空间，所以山西在装备制造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我提出一个概念，太原应该成为世界煤机制造基地，因为山西本身就是煤机大市场，我们一年生产8.7亿吨煤炭，而我们产煤的机械70%都是买别人的。 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在这里制造机械呢？

同时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山西机械制造本身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比如说我们年产1500万吨的采煤设备是世界第一的，是在太原制造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太重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中国卫星发射架基本都是太重制造的，包括冷轧设备，包括很高端的煤化工设备都是太重制造的。目前晋中又引进了年产10万台新能源汽车项目。估计在“十二五”末山西装备制造业产值可超过三千亿。

《财经国家周刊》：山西承东启西，发展物流业有一定的区位优势。你也提出要把山西建设成“中西部物流中心”，这方面进展如何？

袁纯清：进展顺利，前景广阔。为什么这么讲？这么讲是有前提的。第一是一年运出近6亿吨煤炭，然后还得往回走，全省一年运输量超过十亿吨，这在全国排在前列，现在问题主要是空置率太高，所以成本就很高。

我们现在路上跑的卡车38万多台，空车多必然成本很高。现在山西物流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20个百分点，如果我们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就这一条，能拿回来700亿的GDP。

现在我们本身的物流量很大，关键是如何用物联网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个事情，现在开始做这个事情了。第一就是佳华科技的物联网，他们在做这个平台；第二是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煤炭现货交易正式启动，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国家级煤炭交易中心；第三，海关总署支持我们搞物流保税区，比如在侯马的方略物流保税区开始运行。所以我认为过几年以后，山西物流运力和现在的网络可以成为一个新型的物流中心。

《财经国家周刊》：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山西的情况也是如此。山西省委、省政府在扶持“三农”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袁纯清：山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还多，农民有2000多万，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农业大省。山西贫困人口比较多，119个县区市中贫困县占57个，按照人均2300元钱的新扶贫标准，我们还有452万贫困人口，占农民人口的18.8%。

2010年，我们还作过一个调查，人均2500元钱以下收入的村有多少？全省2万8千多个行政村中有6063个。尽快帮助这些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是非常迫切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在去年召开的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下一届党代会前，必须消除人均纯收入5000元钱以下的县，这是一个目标。我还讲过，到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要到9000元，到2016年，要达到1万元。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加强扶贫攻坚的力度。首先是政府要帮助，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

这几年，我们大概投资了600个亿，搞了10个农村“全覆盖”，比如教育和校舍安全问题，要让所有孩子能上学、上得起学，要让所有孩子到安全的地方上学，这是一个“全覆盖”；比如，要让所有村子的农民都能喝上水，还得保证生产用水，因为你要发展规模经济，比如大棚蔬菜、养猪、养牛，都是要水的；再比如，所有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全部免费学习，这在全国是率先的；还有，我们现在所有村子的连锁商店实现全覆盖，不出村门，你就可以买到吃的喝的用的，包括生产资料。这实际上也是减少农民的成本，也就是我讲的改善生产条件。

另外一个就是实施移民搬迁工程，将那些根本不具备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的人，搬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 在搬迁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一户一棚”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你搬迁，我们支持你盖大棚，盖大棚一年挣一万元、两万元不就脱贫了么？

“转型综改试验区”机遇

记者：国家批准山西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请问袁书记，这一年来，山西省围绕综改区建设做了哪些工作？具体进展如何？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在哪里？

袁纯清：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山西建设转型综改试验区，体现了中央对山西的关心和对山西人民的关怀。从山西来讲，这是个机遇。如何把握这个机遇，把试验区顺利往前推进，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这个事情从去年全面开始起步。

2011年过完春节以后的第二天，我们就举办了全省领导干部关于建设转型综改试验区的培训班，主要是学习研讨“向哪里转型”、“怎么转型”的问题。

通过这个培训班，我们基本达成了共识：第一，要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从高耗能发展向低碳绿色发展，从采掘文明向制造文明转变，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煤电基地向综合能源基地和现代产业基地转变，总体上形成了从资源大省向经济文化强省转变的思路。第二，确定了基本路径——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比如工业新型化，一要提高资源的就地加工转化率，不能挖了煤就卖出去，要思考如何尽量提高煤炭附加值问题；二是要促进煤炭本身的清洁生产；三要提高新兴产业占比率；四要提高传统产业的循环率；五要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经过一年多努力，很有成效。去年工业投资约3340亿元，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表现在：1、非煤产业投资2097亿元，占到工业投资60%以上，增长35.2%；2、非高耗能产业投资2178亿元，增长49.7%；3、新兴产业投资914亿元，增长49.9%，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80亿元，增长53.2%。

通过这一组数字可以看出，我们不仅思想观念变了，思路对头了，而且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新的亮点，已经在结构上发生了新变化。可以说，山西已经站上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

记者：你觉得转型与跨越是什么关系，山西推进“转型跨越发展”具备哪些条件？

袁纯清：转型和跨越两者是相联系的，也是有机统一的。山西的跨越不是数字上的概念，首先，它是建立在转型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多挖煤炭上，比如今年挖了2亿，明年挖4亿，不是这样。

我们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转好了，跨越就可以实现。转型成则跨越成。

之所以提跨越还有几个含义：一是到目前为止山西仍然是全国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省份，我们到去年为止，大概人均GDP只有4786美元，全国已超过了5000美元，山西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不跨越，人民生活怎么改善，所以需要跨越。二是山西可以实现跨越。山西有丰富的资源，虽处于中部地区，但离环渤海经济区非常近，这是资源条件。三是山西人民有这样的志气和能力。无论在哪个年代，山西人都有一股自强奋进的精神，比如晋商傲视商界五百年，何等气概！我们有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太行儿女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有申纪兰精神、大寨精神，现在有右玉精神。

以右玉精神为例，右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森林覆盖率0.25%，现在是52%。这个地方曾经是毛乌素沙漠的大风口，栽一颗树很不容易，年降水量不到400毫米。后来18任县委书记年年栽树，栽成了一片绿色。这说明山西人是具有艰苦奋斗精神、有气概、能干大事的人。这样的人文环境，这样的历史精神，就成了转型跨越的条件和动力。

着力正风肃纪

《财经国家周刊》：主政山西以来，你在整顿党风党纪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收效也是非常明显的。请问你为何如此重视干部问题呢？

袁纯清：我认为转型跨越，干部是决定因素。转型跨越顺利推进的关键是打造一支转型跨越的干部，而在干部队伍建设上，要把干部作风摆在关键地位，什么作风，就是脚踏实地的作风。

我到山西之后，重视抓干部作风的问题，主要是解决有的干部无所事事、不想作为、没有干劲、没有拼搏精神、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问题。由省纪委、省监察厅牵头，开展了干部作风的检查和整顿。通过检查发现，有的干部上班时间打游戏机，有的跑出去喝茶，有的去洗脚，有的去打牌，当时我们处分了500多个干部，对干部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此外，我们号召全省开展向右玉精神的学习活动。当时省委开了电视电话动员会，要求所有县处以上的领导班子成员都到右玉去学习一次，学习期间，四菜一汤，不许喝酒，回来后开一次向右玉学习、摆查差距的生活会，共有2万5千人去学习。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对保持党的纯洁性进行深刻阐述和全面部署后，省委部署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从2月中旬启动，到6月结束，每个单位时间为3个月左右，要求各级各部门开展一段集中学习、接受一次传统教育、聆听一场事迹报告、组织一次问题查摆、开展一个民主生活会、形成一份思想总结。

我们把活动与对党忠诚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紧密结合，活动方式以坚持以思想教育、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活动对象主要是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具体的内容，主要是“三学六查四改”，“三学”就是学理论、学知识、学先进。“六查”就是查思想差距，看信念坚定不坚定；查政治差距，看立场坚定不坚定；查道德差距，看本色保持没保持；查作风差距，看联系群众密切不密切；查廉洁差距，看律己严格不严格；查工作差距，看业绩明显不明显。“四改”就是改进观念、改进作风、改进工作、改进形象。

活动开展以来，山西省委成立了领导机构，制定了《关于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加强了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省委常委带头参加。

通过一正一反教育，对于提升干部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负责任地讲，山西干部的精神状态、面貌是好的。包括现在的机关作风、机关办事效率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上面都有体现。

去年，全省GDP增长13%，财政收入增长2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这些都是好的表现，而且是在2010年增长13.9%的基础上达到的。

《财经国家周刊》： 我们得知山西省委、省政府近期做了一件影响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将贫困村“承包”到每个干部。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有什么效果吗？此外，你自己有“承包”贫困村吗？

袁纯清：围绕实现农民收入翻番，除了加大投入力度、改变生产条件、加大教育投入、实施搬迁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干部要下去，帮助低收入的农村脱贫致富。

从去年开始，所有的干部，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常委、副省长，约6200多人，一人包一个人均2500元收入的村子，通过帮扶确保全村农民收入翻番。我去的是武乡县的砖壁村，那是当年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村里没有一亩水浇地，很贫困，沟深得看不到底。

我去了这个村了解后纳闷：虽然村里也有干部，还有一个乡里的干部在蹲点，还有大学生村官，为什么农民就脱不了贫？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难调动资源，包括信息资源，而能调动资源的都是一些带“长”的干部。信息资源也是值钱的东西，比如这个地方，养猪可以赚钱，什么猪种能赚钱，我知道，农民不一定知道，因为我看得比较多，因而需要有能够调动资源的人来帮扶，这是我的体会。这个村现在实施了“一村一山一沟”发展规划，不少农民依托红色旅游办起了农家乐，蔬菜大棚也建起来了，去年一年全村人均增收1150元。

一次从北京出差回来的途中，我还在想这个村的事，我就打电话问省委组织部全省带“长”的干部有多少，说有6000多人，我又问扶贫办，全省人均年收入2500元的村子有多少个，也是6000多个，我一想两个数字正好吻合，就在火车上写了一封致全省领导干部的公开信，后来交给山西日报发了，要求每个乡长、乡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县长、常委、副县长，到市一级的书记、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级机关局长，再到省里的四大班子领导、省里的厅局长，每人包一个村子，书记、省长带头，把包村工作的办公室放到省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部长加上一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两个人牵头，组成一个领导小组。

资源向贫困地区和人群倾斜，这个资源你不调动，就可能做别的，现在拿来救急扶贫，资源效用就最大化了。现在看来，这个办法效果不错。

脱掉“矿难大省”帽子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有一段时间，频繁发生的各类生产事故是困扰山西发展的一大难题。这两年山西的事故明显少了，你觉得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袁纯清：讲一组数字概念。2010年，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在2009年比2008年减少1018人的基础上，减少505人；2011年，又比2010年减少281人，2011年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是0.085，全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是0.56，山西可以说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用一句话讲，就是煤炭生产的安全形势持续明显好转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第一得益于煤炭资源整合，通过了几年的努力，特别是近两三年，由2600多个煤矿整合到1053个，平均一个矿的产量是90万吨，30万吨以下的矿全部关闭了，这说明山西的煤炭生产由小煤窑时代进入大矿时代，具备了机械化开采、信息化管理的基础条件。大矿还有一个好处，企业大了，安全投入、环保投入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客观来讲，这是基础性的。

第二就是加强了两个主体责任，一是煤矿首先得为安全负责，二是管理部门的具体责任，政府要管安全，这就跟干部的作风理念相联系起来，机制和制度要进一步健全。比如说，现在所有的下矿工人必须培训，生产必须持证上岗，很严格，如果没有这个要求，那就视为违规。如果是管理人员，必须带班下井。因为管理人员有组织能力，能及时处理安全生产遇到的问题。我们制定了这样“杀手锏”式的措施118个。这些主客观条件叠加起来，就构成了目前生产好转的形势。

对山西的煤炭生产，我们讲两句话：第一，对全国而言，发展是第一要务，对于山西而言，安全也是第一要务，这是我们的理念；第二，对于安全问题，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始终不能麻痹大意，时刻都要绷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所以从书记、省长到基层，几乎每次开会都要谈安全，警钟长鸣。干部廉洁要警钟长鸣，在山西我们还要讲，生产安全也要警钟长鸣，一刻不能松懈。通过信息化管理、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提高人员素质，实现煤炭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直至根本好转，这是党委和政府必须负起的责任。

袁纯清简历

男，汉族，1952年3月生，湖南汉寿人。197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1年10月参加工作。在职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

1971年10月-1975年10月 湖南省汉寿县公安局干警；

1975年10月-1977年2月 湖南省常德地区公安局干警；

1977年2月-1980年1月 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其间：1978年5月-1979年12月任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1979年05月-1983年08月任全国学联副主席）；

1980年1月-1984年6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干事、副处长；

1984年6月-1985年5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学联办公室主任；

1985年5月-1987年3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

1987年3月-1992年12月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共青团十二届中央委员（1988年当选）、共青团中央常委（1991年当选）（其间：1987年09月-1990年07月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政治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2年12月-1997年9月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其间：1988年8月-1993年8月任全国学联秘书长；1993年3月-1998年3月任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3年11月-1995年6月任全国少工委主任；1994年3月-1994年5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第十六期学习；1994年8月-1997年12任全国青联副主席；1994年9月-1997年7在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2月-1997年9月任共青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

1997年9月-1997年10月 中央纪委常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97年10月-2001年3月 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其间：1997年10月-2000年3月任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党委书记）；

2001年3月-2004年1月 陕西省委副书记（其间：1999年4月-2001年5月在职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获博士后证书）；

2004年01月-2006年5月 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

2006年6月-2006年7月 陕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西安市委书记。

2006年7月-2007年2月 陕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

2007年2月-　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2010年0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袁纯清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2010年7月 当选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1年11月 当选为山西省委书记

中共十五大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中共十六大代表，十六届中央侯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